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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路人 (2019)

豆瓣6.5分

主演:郭富城  杨千嬅  万梓良  张达明  鲍起静  顾定轩  刘雅瑟  岑日珈  劳浩羽  黄悦珈  苏浩才  苗可秀  吴嘉星  

导演:黄庆勋  又名: 麦难民 / I’m Living It / I'm Livin' It

豆瓣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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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作者:康宁

在香港本土关注小人物的伦理电影中,“类家庭”是较为常用的叙事手法。该手法中的主人公,常以对抗的方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追问与解决,修补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信任。在此过程中,关切“类家庭”成员的诉求与感受,呈现出“克己”的温情主义传统。

《麦路人》:“类家庭”叙事的借用与改写"

《麦路人》剧照

近期上映的《麦路人》对“类家庭”叙事进行了借用与改写,具体表现为:将叙事空间向外延展、将个体叙事放大,期望实现将“克己”传统在悲剧宿命中推延至极致的效果。表面上看,这样的借用与改写凸显了小人物群像中每个个体的挫折与困境,但同时也削弱了个体之间深厚感情联结逻辑上的合理性,使影片落入了个体情感极度渲染与群体情感逻辑缺失的境地之中,难以引起共情。

“类家庭”叙事的传统模式

“类家庭”是指不具有血缘家庭关系的人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类似于家庭关系的一种人际交往实践模式。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就出现了“类家庭”叙事的电影:因为贫困与乱世,一群小人物聚居在一层楼里,各人有自己的难题,尽管由于品流复杂而时生矛盾,但危机来临时便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危楼春晓》(1953)、《同捞同煲》(1956)、《拉车得美》(1958)、《一楼十四伙》(1964)等,都是相关代表作。

1963年王为一导演的《七十二家房客》与1973年楚原导演的同名电影,都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一个群租城寨,呈现底层人群与包租公、包租婆的对抗,以及面对恶势力时的友爱与团结。2004年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发生在“类家庭”的九龙城寨,同样是在正邪两派的对抗与斗争中展现底层人群间的互助。

这些影片常常采用“对抗”模式,用集体主义的方式面对共同的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舍己救人、相扶相助,凝结成深厚的感情。其中,“克己”的温情主义传统具体表现为含蓄节制、温柔、隐忍、乐于助人。

叙事空间的延展

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的青年深仔、破产潦倒的前金融才俊博哥、事业下滑的中年过气女歌手阿珍,为帮婆婆偿还赌债而拼命打工的单亲妈妈阿妍,因老婆自杀而精神崩溃的等伯、找不到工作的失意街头画家口水祥等,是电影《麦路人》的主角,是一群抛离原生家庭、不被这座城市接纳的人。他们共同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结构之外,变成了一群受困于底层社会的人。他们白天或奔走于底层劳动的打工场所,或用尽浑身解数靠捡拾谋生,晚上则蜷居在快餐店里,匆忙、惊慌地苟活,呈现出被漠视和被遗忘的底层生活图景。

《麦路人》将香港电影“类家庭”叙事的空间延展至更没有安全感的快餐店。空间不是被动地容纳各种社会关系,而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变数。与之前将叙事空间放置在固定空间不同的是,《麦路人》中的“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不再具备一个稳定的、可提供安全感的空间,而是被延展成流动的、不稳定的、可以随时被驱逐的公共空间。银幕上流动的快餐店空间,也是无所依存的心灵空间,而因消毒暂停营业的一天,更放大了“麦”空间的不稳定性与安全感的缺乏。

这样的空间转向体现出创作者冷眼旁观的姿态,收起悲悯之心,将这样一群无所依存的人驱逐出安全空间,将残酷的现实撕碎后展示给观众,让其对麦路人承受的一切都感同身受。尤其是对麦路人生活细节的全景式呈现,将“家庭”叙事的空间延展与流动,更显得漂泊无依。例如,在无比落魄的人生阶段仍然有灰色条纹西装与白色衬衫包裹着残存的体面,在无比困难的生存条件下磨练出娴熟的生活技能,甚至在人生无比绝望时为了“每天醒来有饭吃”而抛弃尊严廉耻。

叙事空间的不稳定性,导致人物关系充满脆弱性与疏离感。麦路人缺乏稳固情感的固定空间,流动性带来了陌生感与距离感,无法通过临时在快餐店的暂时休息得到消解。

《麦路人》:“类家庭”叙事的借用与改写"

《麦路人》剧照

个体叙事的放大

影片《麦路人》中,“类家庭”成员并没有集体对抗的对象,个体叙事表现出放大化趋势,将共同面对生活的困境简化为每个个体对抗生活窘境的问题,所面对的困难变得个体化与分散化。这样,缺失了共同面对生活困境的情感粘合,麦路人之间的“克己”助人显得矫饰与刻意。

因为行动上缺少了一致性的理由,所以太过分散的个体对抗演变成一场全方位无法弥合的叙事裂痕,成为麦路人的理由似乎也流于表层。这使得原本深刻的现实揭示演变成口号式的控诉与呼喊,声嘶力竭却毫无感情。

除此之外,片中主人公似乎被推至“克己”的极致,对人生困境毫无反抗之力,唯一能做的只是隐忍与接受。“在等什么?”“等运气,你不也是吗?”深仔与博哥的对话,显示了影片为突出主人公在困境中的挣扎,掩盖了其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使得麦路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失去了意义。《麦路人》的“类家庭”叙事只表现了接受与面对的一面,弱化甚至遮蔽了挣扎与反抗的可能:面对生活的层层重压与困境,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逃避或者逆来顺受。这导致影片尝试呈现的人生困境及生活的不易改变,滑入宿命的旋涡中,失去了鲜活生命本该具有的抗争力量。

“类家庭”叙事在香港电影中由来已久,这类题材往往以小见大,承载着香港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伦理价值与情感结构。《麦路人》作为当下香港情感结构的影像投射,“类家庭”叙事的借用与改写使其在过度强调个体叙事的过程中,远离了影片本该触及的核心问题:这一群人缘何成为麦路人,如何才能摆脱这个身份?“类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只能表面上缓解个体经受打击时的暂时苦痛,却无法深刻地更改悲剧的结局与宿命。

博哥兄妹偶遇的地方是六合彩开奖处,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只谈及过去的美好,却不肯直面与解决当下的苦痛。这是影片中主人公的问题,或许也是影片创作本身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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